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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澜习惯性逃离?

2000-01-27 来源:文摘报  我有话说
作为电视人,杨澜是个不折不扣的幸运儿,占尽机会、运气和观众缘。然而令人不解的是,她总在观众们瞅着她干得正顺手遂心的火候儿上一再“出走”:1995年离开中央电视台,1999年离开凤凰卫视中文台。这种“习惯性逃离”究竟是因为某些冲突、困境,还是缘于杨澜式的机智或者个性?

◆被访者:杨澜◇采访者:何东

走出“凤凰”为抬头看看天气

何:你在凤凰卫视一人就顶着《百年叱咤风云录》和《人物访谈》两摊儿,从节目播出密度来看,你肯定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,现在一下子被松绑,是不是有一种从身心俱疲中解脱的感觉?

杨:过去两年真是特别疲劳。《百年》相对好一点,而主要压力就在《杨澜工作室》的人物访谈上。这个工作室因为经费和人手都少,再加上是以自己名字往外打,所以节目从选题、策划、题纲、编辑、串联,前期工作我得操好几份心,之后当然还有导演全面把握。但累归累,又有点自得其乐,其实也没人逼我这么累,许多事儿由别人去做也不比我差,但还是觉得自己亲手做比较踏实,前后总算保持了统一的风格。

我在去年9月8日提出辞职,到12月8日编完最后一期节目,又把其它一些零碎收尾工作打理干净,心里当时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轻松。

现在暂时停下来,能让我想一想以后更远一点的事情。我觉得前两年一直就像是埋头种地,撒种、锄草、施肥、收割,始终忙忙碌碌,现在好了,也能抬头看看天上是什么样了。

“凤凰”把我练成一个小管家婆

何:按一般观众想象和猜测,你在凤凰卫视这两年,无论是制作经费还是工作条件上,都一定比内地更宽余和轻松得多吧?

杨:恰恰相反。无论是制作经费还是人员配备,凤凰卫视都远远低于内地电视台水平。但这样的条件,反而逼我学会了处处精打细算。

我要是到外地制作一个人物采访节目,那事先就得算好,我要带两个摄影师、一个灯光师、一个导演,那么他们的路费、住宿费,都得想办法从4集节目里挤出来。这样时间一久,我就慢慢练成了一个小管家婆,组里所有的柴米油盐,都必须细作打算。相比起我原来做电视时的大手大脚吃喝不管,这种经济上的拮据,正好对我是一个很好的训练,虽然这并不能算是一种非常完美的工作条件。但起码我现在知道,如何在最低的经费条件下,把节目尽量完成到什么程度。所以,我还是非常感谢这两年在凤凰独立门户做节目的日子。

何:在凤凰卫视这几年,你和台里其他人能相处好吗?

杨:总的来讲,这两年我和凤凰台的同事都相处不错,当我要离开的时候,大家都表示很珍惜这几年共同相处的时光,而且所有同事还各自专门请饭为我饯行。

每次改换门庭都因为不安分

何:究竟是什么原因,致使你在风头正健的时候,又像当年离开《正大综艺》一样,一定要从凤凰卫视激流勇退呢?

杨:从表面上说,每一次导致我离开,都跟事业或生活冲突有关。比如整个去年、前年,我都是在香港或北京之间奔忙,可家又安在了上海,我不可能老把父母和孩子来回搬着陪我一起工作,结果弄得两边都不讨好,工作特别累,还要惦记着家里,可一回到家里呢,又想着还有好多工作没做完。这种状态其实是非常不健康的,所以我一直还是想把自己的工作移回到内地更踏实一些。

除了这些外在原因之外,如果再追根问底,那就是我对总来回重复同样的工作心里很不乐意。当然身边环境的好坏,也会对我有一点小的影响,但每次真正让我改换门庭的原因,都是来自我内心的不安分。

我非常讨厌那种咿咿呀呀的说话方式

何:你在美国留学,对你后来制作和主持电视节目,都产生了哪些影响?

杨: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标准的变化。比如我刚去香港时,包括凤凰台领导层,都特别希望我尽快向港、台风格上靠。但我却觉得,要真是往什么上靠,那也得向真正国际化的标准上靠。因为港、台的电视风格,抄日本东西太多啦,而日本又一直在抄西方,所以再转到港、台电视节目上,早已是倒了好几版的克隆模式。而且我一直认为,港、台电视风格,背衬内地这么大一个文化背景,就显得太轻太飘,根本它们就衬不起来,所以要说从美国回来给我最大的影响,就是绝对不能被港、台风格所同化,而是要很正宗地去主持电视节目,还要从根儿上去除那种俏皮轻浅的手势和花样,甚至那种咿咿呀呀的说话方式,也让我感觉非常讨厌。

何:有消息说你不会赋闲很久,那么对下一步做电视节目,现在有没有什么具体或模糊的构想?

杨:像当代人物访谈,这几年我刚算摸着点门,所以今后可能会接着做下去,但我希望人力和资金都能相对充裕,那样肯定会比原来的节目质量高得多。另外我现在还对专题类节目和电视纪录片,有特别浓厚的兴趣,因为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,就修过不少这方面的课。所以从制作人的角度,今后我可能并不是非要依赖太多的出镜,去继续维持自己的电视生涯。但这些也只能算是一个模糊的想法,要真正实施还得条件相对成熟再说。

何:你性格里那种直爽率真,是天生如此?还是后来形成的?

杨:两方面原因都有。我父亲就是个性格很倔的人,所以在我的遗传基因里,肯定有这种成分。另外,我的确一直活得很顺,比如最早上《正大综艺》,的确有很大的机遇性,好像很多偶然的幸运,一下都凑到了我身上。但现在再看我离开《正》之后的经历,就不能说全是靠偶然凭幸运了,其中有很多东西,还是靠我自己努力争取的。

节目播出时我会陷入极度的自卑和恐惧

何:你那份从骨子里就有的自信,到底是从哪儿来的?

杨:(摇头加撇嘴)你完全大错特错,我恰恰是一个从来都非常缺乏自信的人,所以我就得不停地干活,只有在干的过程中,我才能获得某种自信。比如当我把一个节目翻过来掉过去刚编好的那一刻,我可能会获得一时的自信和快乐,但当节目真正播出时,我又会陷入极度的自卑和恐惧,而且马上就能找到许多让自己不能接受的毛病和错误。所以我这人从骨子里就特别需要得到别人的鼓励。

何:既然你觉得自己很不自信,可为什么越是盛大隆重的场合,比如像在北京主持世妇会的开幕式、大学生辩论会,才越能看出你的沉着与优雅,甚至也有人就因为接受不了你这种气度,所以背后议论你已经从当初的清纯自然变得越来越盛气凌人了,我不知道你对这种意见有什么自己的理解和说法儿?

杨(笑脸一下就收起来,非常不自信地问):真有人觉得我变得很盛气凌人吗?

何:可能是对你心里那点傲气的一种误解?

杨(非常严肃加吃惊):那我以后可真得注意这事儿了。

何:(笑)你不必太在意个别人的一句话。

杨:那也得好好反省反省。至于你刚才说的主持大场面,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心态的纯粹,越是在那种时候,越不能讨好别人和卖弄聪明,别像好不容易赶上一次舞台表演一样,浑身解数恨不得全使出来才过瘾。

我敢担保我的同事都不会说我聪明

何:对你来说,进行重大采访之前,最紧要的事情是什么?

杨:准备。不厌其烦地充分准备。我觉得进行采访,最紧要的事情就是通过自己能做的所有准备,迅速跨过年龄、地位、资历的距离,最大限度地获得被采访者的认同感。

何:在学习和事业这两件事儿上,你是不是很少对自己感到自卑和沮丧?

杨: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很有灵感和创见的人,所以沮丧时时都会在我心里出现。就拿采访举例吧,我从来都是按部就班,如果在某一次采访之前,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很有灵感的创意,那我就特别高兴。但绝大多数情况,我还是像学生做家庭作业一样,事先把该看的资料全看完,然后再理出一条比较清楚的思路,但在这种过程里究竟有多少创见和灵性,那根本就是可遇而不可求。所以也只能靠加倍努力去以勤补拙。和我一起工作过的同事,我敢担保他们都不会认为我是一个很聪明的人。就像当年在《正大综艺》,我真是很努力想把大家逗笑,但站在那里光着急可就是想不出办法,那种内心的无助,谁也帮不上忙!所以我最喜欢有充分准备的工作。从上中学起,我就不是那种巧解难题的高手,但在基本分上我却从来一分不丢,那全是靠平时做习题做出来的!当时背历史、地理我能用功到什么程度?你随便问哪道题,我马上就能告诉你它在哪一页上。这么说吧,我是东方教育模式之下,一个绝对的好学生,凡老师布置下的作业,我没一样不是完成得仔仔细细,但我认为自己的某一些创造力,已经在接受这种教育的过程中完全丧失掉了。

我不以为感情秘密可以与人分享

何:不少人只要和你在一起,就会多少产生一点距离感,不知你自己对此有没有感觉?

杨:有。我自认为对别人一直很真诚,只是我对自己私人空间保护比较多。比如我不认为个人的感情秘密,就可以和谈得来的女朋友共同分享。而人与人的距离感,往往就是在能否分享秘密之上建立起来的。

何:你有没有能够真正交心的朋友?你认为有没有能够交心的朋友?

杨:别人曾说这辈子我都注定会有一种孤独感。你要问“交心的朋友”,那现在只有我老公一个。因为在他面前,我才可以完全袒露自己的软弱和痛苦。小时候,我父亲算是我的知心朋友,所有困惑和痛苦,都可以向他倾诉但现在长大了,我就不愿意让父母再为我过多操心,所以总是把自己灿烂的一面展示给他们看。后来我生了儿子,于是无论在外面遇到什么不顺心,回家也得春风满面地对他。有一次别的朋友问我现在对生活的感觉,我说就是上有老下有小那种感觉。他说你才多大,怎么说话就跟中年人似的。我当时也乐了,其实心里真有这种感觉。

何:你最喜欢和什么样的人一起共事和打交道?

杨:职业的、干净的、充满敬业感、对自己总有更高一点人生期待、对事业对别人都有一点责任心的人。说到底,我特别愿意和那种心里有光明有理想的人打交道。

(《北京青年报》1.23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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